
激情燃烧的岁月
王 峙
王峙,1933年10月出生在河北唐山滦南县司各庄渤海北岸一个清贫农家。1953年至1956年在华北工业学校(后改为河北建工学校)工民建专业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进修,后调辽宁省锦州市葫芦岛渤海工程局工作。曾任渤海工程局行政秘书、党办秘书。1966年随单位集体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历任中队(连)长、文艺宣传队长、区队(营)教导员、大队(团)政治处副主任、支队(师)教导队副政委、新兵团政委。兵改工后,任中建七局职工中专学校副校长。1986年调任中建七局四公司总经济师。1991年退休。
人生之路各不相同,路途有远近,时间有长短,遇事有难易,过程有繁简,文化有高低,阅历有深浅,价值有大小……
----- 题记
童年琐忆
一九三三年十月我出生在河北唐山滦南县司各庄渤海北岸一个清贫农家。和所有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一样,从小历经贫寒、饥荒和战乱。我曾有4个弟弟妹妹,但由于患病无钱医治,先后夭折,于是当了一辈子的“独生子”。
我的幼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在那个特殊年代,成长的孩子没有太多的机会去享受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恰恰相反都过早的懂事和成熟。我很小便参加了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送信带路,样样都干。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去石家庄送“鸡毛信”的情景。那天,我像往常送信一样,骑上毛驴往石庄赶,就在我送完信返回时,路过项庄时刚好遇到日本鬼子正在放火烧村里的房子,形势非常严重,我慌忙掉头往回赶,正在此刻突然两个面目狰狞的鬼子从一家门口窜出来,举着闪闪发光的刺刀,看见我便冲着我大吼 “小孩,毛驴的米西米西。”我猛打驴往回跑,紧接着身后便 “叭叭”响起清脆的枪声,我头也不敢回,一溜烟钻进了青纱帐。这次幸亏我反应灵敏,跑得快,要不后果不堪设想。
1948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唐山的解放。记得在解放唐山的战役中,我和同学们做过几次支前工作。在四野组织淮海和平津战役中,我和同学们自发在街道两旁,高举小旗,敲锣打鼓,喊着口号,带着鸡蛋和开水,站在马路上欢迎解放军。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十几岁的我有机会参加了全县会考,我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昌黎县中学。1953年,初中毕业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华北工业学校(后改为河北建工学校)工民建专业。在校读书学习期间,我勤奋刻苦,积极向上,一直担任班级的班长和学习委员,并且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因表现突出,毕业前光荣地加还入了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优等毕业证书,由于我的出色表现,组织上决定安排我留校任教并保送我去清华大学进修。
在渤海工程局的日子
1957年我在清华大学进修完毕,正赶上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如火如荼地进行。按照国家战略部署,东北大搞工业建设。加上学校调整专业压缩编制,于是,我主动要求调往火热的建筑工地,发挥专业特长,施展理想抱负。组织上把我调到辽宁省锦州市葫芦岛的渤海工程局,工程局当时承担着渤海造船厂、锦西化工厂和石油武昌等工程项目建设任务,正是用人时期。开始我做技术工作,不久我又被调到工程局担任行政秘书,后来又调任局党委秘书,和后来担任中建七局党委书记的金世恩是同事。1960年又奉调中共锦州市委工业部任巡视员。
在渤海工程局近十年的工作中,我热情高涨,干劲十足。无论做什么工作,都竭尽全力。几乎年年都被评为“模范干部”、“优秀党员”,还被大家称为局里的“笔杆子”。工作期间,我还担任业余文化教员、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局通讯报道员、业余剧团编导、演员,还是业余篮球队队员。
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那几年我和局机关的一些年轻人热心排练节目的情景。技术科长于有林扮演杨子荣,我演203首长少剑波,材料科副科长邵金选演土匪头子,我们几个配合的非常好,都十分投入,演的形象逼真,惟妙惟肖,我们去各工地巡演,受到很多后职工和家属的欢迎。当时为了迎接国家建国十周年,我们还排练一场诗歌联唱会,把革命歌曲用诗词串联起来,非常受欢迎,曾经轰动一时。
在锦州市委工作期间,我经常去工地、下矿井、上高空、出远差、到下属单位调研,还曾有过下乡务农的体验。那时候干部一个月粮食定量26斤。平时还勉强凑合,可是一下乡干体力活就远远不够了。后来我们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草根,吃着甜丝丝的,味道还不错,于是就把它洗净、切碎,掺到苞米面里贴大饼子或熬糊涂粥,用来充饥,不觉得饿。当时我想,咱中国人真是了不起,什么苦都能吃,什么事情都能干好。
军旅生涯
六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十分紧张。美国不仅重兵驻守日本、南朝鲜,还派兵驻扎台湾,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加上苏联撤走专家,中苏关系破裂。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主席制定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决策,提出“要准备打仗”,加紧三线建设。为适应战备形势需要,1965年,渤海工程局奉命成建制动迁到四川山区承担“大三线”军工建设。我与进川职工一道,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乘专列抵达重庆市,担任公司办公室主任。次年,我所在的单位集体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此时,我已经32岁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为自己能在而立之年圆了学生时代的当兵梦而激动万分。
以“劳务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为建军原则的新兵种---基建工程兵,从1966年建立到1983年裁军撤销,共17年。在我17年的军旅生涯里,参加过三线建设、三支两年政治工作、唐山抗震救灾、军校教育。在部队先后担任过中队(连)长、文艺宣传队长、区队(营)教导员、大队(团)政治处副主任、支队(师)教导队副政委、新兵团政委。
1971年支队从四川重庆市迁到河南省南阳市,从搞“大三线”到“小三线”。1973年,支队首长了解我在原企业排练过节目,遂派我任支队宣传队队长,行政职务是副教导员。我们的文艺队像当年的乌兰牧骑一样,队员个个称得上是德艺双馨,走遍大半个中国,由于我们的出色表现,很快便在部队中出了名。演出的节目“毛主席派人来”、“阿佤人民唱新歌”、“洗衣歌”广受欢迎。还创编了一套“兵演兵”的系列节目。如歌曲“哥哥当的是基建工程兵”、小品“我们的班务会”等。由于我们的节目种类多,贴近生活、贴近基层、贴近官兵,在当时影响也很大。我们演出节目的照片还选入兵改工时上级专门制作的《基建工程兵纪念册》。
204大队迁到南阳后,承接了五机部三个大型工程的施工入伍,部队基层干部不足。我向领导要求调到施工前线,既能解决部队专业技术干部匮乏的困难又能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上级任命我为204大队一区队教导员。当时部队施工虽然十分重视质量,但是普遍存在不重视经济核算、不计成本、材料浪费严重等现象。我任职后,认真分析原因,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从做思想政治工作入手,提高思想认识,转变观念。随后又狠抓经济核算和现场管理,除了贯彻执行“三大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外,还制定了“施工条令”(内部试行)。结果只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彻底改变了不良局面和现场面貌。兵种总部首长来南阳视察后,认为我们区队“不同凡响”, 还特别称赞我们制定的《施工条令》切实可行。不久,兵种在南阳召开现场会,推广学习我们一区队的经验。总政委谷牧同志亲自颁发队“标杆区队”的锦旗和刚刚上市的彩色电视机作为奖品,给予嘉奖。
1976年,唐山发生7.6级特大地震。二十一支队派出二0一、二0二、二0三三个团参加抗震救灾。我所在的二0四团没有抗震任务,但我积极要求参加抗震救灾。不久上级答应了我的请求,调我担任二0三团政治处副主任,随团驰援唐山。在唐山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积极参与抢修抢建开滦煤矿,后又积极参与建设新唐山。经过全国军民的不懈努力,不到十年时间,一个崭新的唐山又屹立在祖国大地上。时至今日,在1983年兵改工时制作的《基建工程兵纪念册》上依然能看到当时我们战斗在唐山时的身影。2005年年逾古稀的我有幸重回唐山,特地到“唐山抗震救灾纪念馆”去参观。看着高耸入云的抗震纪念塔,遐想当年战斗、工作的场景,回味往事,感慨万千,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教苑芳菲
1981年,抗震救灾结束后,支队首长了解到我有留校任教的经历,遂任命我为支队教导队副政委。在教导队,我除参与繁忙的行政工作外,还兼任政治经济学和施工管理课的教学工作。为部队培养了如张林柱、易继平、赵玉春、邢栓、杨杰、史少博、刘锁林等数百名专业技术人才,他们很多后来都成为局级、处级、公司级领导或高级技术人员。
1983年后,基建工程兵二十一支队集体改编为中建七局,支队教导队随之改编为中建七局建筑工程学校(1985年4月国家建设部正式下发文件批准成立中建七局职工中专)。我被任命副校长,主持工作。为了尽快适应兵改工的“转身”,我带领学校办公室和教研室干部到中建一局和中建六局取经,学习他们办中专校的经验。回来后,我们立即挂牌子,着手建章立制,抓教学、抓管理、抓后勤,整修校园,为后来学校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学校已更名为南阳建筑工程学校。举办中专、大专、甚至本科,成了豫西南最大的建筑教育培训中心。
企业历程
80年代初,改革大潮风起云涌,沿海经济开发区方兴未艾。1986年,组织上调我任中建七局四公司总经济师。1988年,海南省建省不久,我积极建议时任中建七局副局长兼四公司总经理的高天国同志进军海南开拓市场。素以果敢出名的高天国同意了我的意见。随后两年,我陪同高天国在海南组建了中建七局海南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总承包公司(高天国任两个公司的经理,我任总经济师)。还开办了当时很具前卫性质的股份制汇通金融公司,高天国任董事长,我任董事。在海南,四公司还建立了一个采石料场,承接了南航综合楼项目的施工。
因工作需要,后来我回到了河南。在此期间,参与承接了河南财经学院和省水利厅工程项目。还会同公司总会计师李振民同志负责兼并郑州市金水区建筑公司和郑州医疗器械厂的具体工作,为后来中建七局总部搬迁郑州和做大做强打下了一定基础。现在回忆起来,那段时间确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高标准整理)